接着，就在桌边灯下，潘主兰让方宗珪与他一齐“服”用这寿山石雕研究中的“清凉剂”。他说：“宗珪，你瞧……，，边说边指着桌上已经翻开的那叠厚厚的1928年由黄宾虹和邓实合编的《美术丛书》，在初集的第一辑第三册和第三辑第三册里找到了《观石录》和《后观石录》全文。潘主兰说：“这前后《观石录》，世人已难见到。黄宾虹和邓实把它编入丛书中，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资料，实在是功德无量。”方宗珪以前仅从子奋师、礼逸师口中听到这两篇文献；在前人的著述中，也只见到从中引用的一些句段，看到全文还是第一次，因此，分外的高兴。正当他捧来阅读时，潘老师却说：“你要读，且待以后我借给你读。今晚，先跟我一齐思考几个问题。”

 

      方宗珪称是，连忙把书放下，专注地听着潘老师讲话。

 

      潘主兰说：“寿山石雕，世称瑰宝。但它创始于什么年代，却成了历史上悬案。有的书说始于五代，但已为礼逸师否定了。他引用宋人杜绾的《云林石谱》说：‘为什么《石谱》辑录当时的产石，而对于寿山石竟无一字著录呢?’又有人，甚至如黄宾虹者，说‘寿山石(雕)发明于元明之间’。不过以我看来，如果以制印而言，尚与事实相符，因为首创‘花乳石为印’的王冕就是元明之间的人。但是如果说寺僧将寿山石琢为‘牟尼珠串’，也发明于元明之间，就不对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早在宋代梁克家的《三山志》，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二部方志中，都有关于寿山石的记载，还有清代的前后《观石录》，也都说“宋时故有坑，官取造器”，可见寿山石雕的历史当有千年以上。不过，由于1954、1956年，分别在仓前山和北郊二凤山出土的南朝墓葬的随葬品中，发现有石雕“卧猪”，像是用寿山石雕刻的。如果确实，那么寿山石雕的历史又要提前了五百年，即有一千五百年以上。但这也不是最后的定论，还要以今后考古的新发现来订证。”

 

      潘主兰的石雕史新说，如注入方宗珪心田的一股清泉，真是凉舒舒的一剂“清凉药”，令他忘了酷热。原先略显困顿疲乏的脑细胞又活跃起来。他问潘主兰：“潘老师，世人为什么如此喜爱寿山石?”潘主兰说：“这自然与它的石质的优异有关，但与文人的喜爱、传扬也大有关系。”他举例说：明王渔洋在《香祖笔记》中说：“闽寿山石出，质温柔，宜镌刻。而五色相映，光彩四射。红如秣鞫，黄如蒸栗，自如珂雪。”清朱彝尊说，自寿山石出，“他山之石皆卑凡”了。清黄任形容自己对于寿山石，是“爱他冰雪聪明极，何止灵犀一点通”。画人石涛有《与吴山人论印章诗》云：“安得闽石千百换与君，凿开混沌仍人嗔”。潘主兰又说：“文人的爱，陶铸了世人的爱，连皇帝也受到了影响，所以，康熙、乾隆帝都酷爱寿山石。在康乾年间，宫廷、官僚、豪门都争相罗致寿山石，尤其是田黄石，互相间摩挲传看，讲论辨识，成为一时风气。也就在康熙年间，福州出了两位名扬京都的寿山石雕名师扬玉旋和周尚均。”方宗珪问潘主兰：“潘老师，我从一本‘石考’上看到他们曾经应召进京当了御工。有这样的事吗?”潘主兰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为此专门作过考证。杨玉旋是福建漳浦人。我查了康熙年间编修的《漳浦县志》，只说：‘杨玉旋，善雕寿山石，凡人物、禽兽、器皿俱极精巧，当事者争延致之。’并无一字提及当过御工。周尚均的姓名，更未见于各府县志。试想，如果他们真的应召入京，各县府的志书和文献不会不记载的。虽然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了他们的寿山石雕佳作，但这不能作为‘供奉内廷’的根据。应该说，杨周二人，技艺一流，福建的官吏用他们的作品，进贡朝廷，馈献京官，以致令他们名噪京华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相反的，我看到一本乾隆年间出版的《闽中录》的书，作者是侯官的大收藏家郑杰。他在该书的‘寿山石谱’中说，他积三十年之久，得寿山石五百余枚，印钮多出自杨玉旋、周尚均所制。试想，假如他们都入宫去了，郑杰手里的那么多寿山石章印钮，他是怎么得来的呢?”